文章转载来源：RWA研究院

RWA研究院荣誉发布「全球RWA合规风貌总览」系列深度研究报告。「全球RWA合规风貌总览系列」旨在针对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阿联酋迪拜、泰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监管国家/地区加密货币的监管法律政策、主要地区项目、协议技术搭建及架构设计等进行研究，试在为读者们带来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这是我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本篇是新加坡的最后一篇。

在任何资本被调动、任何代码被书写之前，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在策划所有商业计划之前要回答的：您的企业，是否已经处于新加坡监管的管辖范围之内？

随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已经通过立法将其监管视野延伸至跨境活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成为决定企业生存与否的战略第一原则。

我们此前的报告（第一至第五部分）已全面地阐述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从“加密货币天堂”到“机构资产堡垒”的战略蓝图，是时候从“是什么”和“为什么”，前进到“怎么办”了。

本章的价值和目的便在于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将尝试给出一份供企业、投资、项目、认购四方作为在新加坡进行活动的实操与战略指南。

在您投入任何资源思考“如何合规”之前，您必须首先回答一个更根本、更致命的问题：“我是否需要合规？”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关于MAS监管的管辖权边界。随着MAS将监管范围扩大至跨境活动，这条红线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严苛。

“在新加坡开展业务”

对于任何涉及数字代币服务（Digital Token Services, DTS）或资本市场产品（Capital Markets Products, CMP）的全球项目方而言，界定您的业务是否“在新加坡开展”（Carrying on business in Singapore）是生存的前提。

过去，许多企业试图通过设立一个在新加坡注册、但声称只服务海外客户的“离岸空壳”模式来规避MAS的监管。在2025年6月30日之后，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SMA）第九部分的规定：

牌照要求适用于在新加坡境外提供任何类型数字代币服务的数字代币服务提供商（DTSP），无论其服务对象是新加坡本地还是海外客户。

同时基于MAS 对咨询反馈的正式文档，以及律所/法律评论与实务摘要（Gibson Dunn / Reed Smith / Two Birds 等）对这一部分的解读均说明，这条路径已被明确封堵。

MAS的判断标准不再是单一的注册地，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以商业实质为导向的综合评估。无论您的法律实体注册在何处，只要您的核心决策团队、关键技术基础设施或前台业务职能实质性地在新加坡境内运作——哪怕是以远程办公的形式——您就极有可能被视为“在新加坡开展业务”，从而触发牌照要求。

MAS已在其例如「MAS Clarifies Regulatory Regime for Digital Token Service Providers」、「Guidelines on Licensing for Digital Token Service Providers」以及2025年5月30日发布的 「Response to Feedback」的官方指南中发出明确警告：

仅会在“极少数情况”下考虑向那些声称在新加坡运营或成立/注册，但没有正当理由不打算在新加坡从事数字代币服务业务的申请人授予DTSP许可牌照。

MAS的监管意图非常明显：杜绝打着“人在新加坡、服务海外”旗号的游走行为。试图通过设立一个“离岸空壳公司”来规避监管是行不通的，商业实质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因此，我们简单综合了一下MAS将考量的因素：

“主动招揽”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并未在新加坡设立实体的全球项目而言，一条更为微妙且危险的界线已经划定：即“主动招揽（Active Solicitation）”的禁令。

MAS对未经许可的实体向新加坡公众诱导（solicit）提供支付服务或数字代币服务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对于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DPTSP）而言，MAS发布的指导方针严格限制了向新加坡公众推广DPT服务。

综合「PS-G02: Guidelines on Provision of Digital Payment Token Services to the Public」和MAS 媒体稿“Cryptocurrency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not promote their services to the general public”来看，我们认为以下行为极有可能被MAS认定为“主动招揽”或“以新加坡市场为目标”的市场推广，一旦被MAS关注并采取执法行动，后果可能包括被列入投资者警示名单（IAL），甚至被封锁新加坡IP地址访问权限：

1. 在新加坡的公共媒体上投放广告： 禁止在新加坡公共交通、公共交通场所、广播媒体或期刊出版物（如报纸、杂志）上投放任何形式的广告或宣传材料。

2. 利用社交媒体影响者（KOL）： 严禁聘请第三方（如社交媒体影响者）向新加坡公众推广DPT服务。

3. 公共推广活动： 禁止在新加坡的公共区域或通过路演提供 DPT 服务的面对面接触。

4. 提供新加坡支付方式或定价： 平台展示专门面向新加坡用户的选项、使用新元（SGD）计价，或接受新加坡本地的支付方式（如 PayNow、PayLah）。

5. 含新加坡特有信息： 广告内容包含专门针对新加坡的特定信息。

除了上述行为以外，我们从「PS-G02 指南」以及 2025 年MAS对 DTSP 框架的“Response to Feedback / Clarificatory statement”中整理出以下行为虽然可能不构成即时、直接的“招揽”，但它们共同作用，会增加MAS认定您“以新加坡为目标”的风险：

1. 使用新加坡本地销售人员： 雇佣新加坡本地的销售人员或KOL进行市场推广 。

2. 网站语言/选项： 网站提供专门的新加坡用户选项或以新加坡为主要入口。

3. 频繁参加本地会议： 频繁参加新加坡的行业会议并发表演讲 。如果您的活动明显侧重于招揽新加坡本地业务，而非一般性的全球交流，风险就会升高。

4. 未采取反制措施： 未采取合理的步骤来阻止向新加坡境内的任何人提供支付服务。

尽管新加坡法律在理论上承认“反向招揽”——即客户在完全没有被招揽的情况下，主动联系并请求海外服务商提供服务——但在实践中，这几乎是所有跨境法律中最狭窄、也最危险的“安全港”。您必须证明客户的请求是真实且非主动的。

MAS在「Response to Feedback Received from Consultation Paper on Proposed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Digital Token Service Providers」中指出，在回应新加坡客户的非主动询问时，在新加坡境外开展的活动不应触发牌照要求，但此后不得进行持续的市场营销/销售活动。

举证责任完全在于项目方，您必须保留无可辩驳的审计轨迹和书面确认（例如，客户主动发出的电子邮件或书面声明），以证明每一次接触都源自客户的自发行为。即便如此，任何后续的主动跟进都可能使这一脆弱的辩护土崩瓦解。将其作为核心业务拓展策略，无异于将公司的命运建立在一次次高风险的法律辩护之上。

因此，整个管辖权问题的最终判断，可以被提炼为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 从管辖实体出发

“我的运营主体（公司或关键团队）是‘被动地’与新加坡地理位置重叠，还是‘主动地’在新加坡建立起商业实质？”

如果您在新加坡注册或运营，且提供 DTSP 服务，您必须持牌或停止业务。MAS对“在新加坡运营”的定义已扩大至跨境范围。

• 从招揽行为出发

“我的业务是‘被动地’对新加坡用户可见（例如，全球网站），还是‘主动地’在争取新加坡用户（例如，本地广告、本地支付、本地KOL）？”

只要您出现任何“主动争取”新加坡公众的行为，您就是在冒着触发监管管辖权的致命风险。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您是赛场外的旁观者，还是赛场内必须遵守规则的选手。我们的建议是：在新加坡，合规的门槛已被设置得极高。如果您不打算获取牌照，那么就应当将所有核心运营功能和人员转移出新加坡，建立完善的地理封锁和市场隔离机制，确保对新加坡市场彻底“隐形”。切勿抱有任何钻监管空子的侥幸心理。

在数字资产领域，不存在“一刀切”的合规方案。对于任何意图涉足新加坡数字资产生态的全球领导者而言，所有复杂的监管条款都基于自身的业务模式、资源禀赋和风险承受能力，最终都归结为四个根本性的战略路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将定义公司的未来，并产生不可逆转的路径依赖。问题不在于“如何合规”，而在于“我们愿意为哪种未来付出代价？”

情景一：完全本土化

第一条路径是完全本土化，即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例如，作为子公司），在本地设有实体办公室和关键运营团队，并明确以新加坡境内的零售客户或机构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此路径触发《支付服务法》（PSA）或《证券及期货法》（SFA）下的最高级别监管，需要申请主要支付机构（MPI）牌照（针对 DPT 服务）或资本市场服务（CMS）牌照（针对证券型代币/RWA）。

这条“最高标准”路径的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作总结：

“其所带来的无可匹敌的市场信任度与银行渠道的畅通无阻，是否足以覆盖一系列常常被低估的、持续性的高昂运营成本与业务限制？”

这种信任的战略红利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与本地银行建立稳固合作的基石，也是吸引全球机构资本公认的信誉标志。然而，其代价不仅是数百万新元的律师费、顾问费和资本金要求（MPI监管额度需超过 SPI 牌照的上限），更是持续性的高强度监管压力。MAS 要求持牌机构必须在新加坡设有永久营业场所，配备本地合规官（In-house Local Compliance Officer），并确保高级管理层对合规和 ML/FT 风险有充分理解。同时，所有面向零售客户的 DPT 服务商（DPTSP）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其零售客户（无论居住地）实施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如限制使用本地信用卡、禁止提供借贷或质押服务）。

影响较大的持牌机构必须接受MAS更高的监管强度，应对严格的年度独立审计与技术风险管理（TRM）要求——包括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内上报——并承受因禁止向零售客户提供信贷或质押服务而带来的业务增长限制。因此，这条路径并非为所有创新者而设，而是为那些将“合规”本身视为核心竞争力的全球性机构；致力于提供 RWA 代币化 服务的大型传统金融机构（TradFi）；以及拥有强大机构 DNA、业务模式清晰的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如 Coinbase、OKX SG）。

情景二：项目在新加坡，服务全球客户

对于那些同样追求新加坡监管背书，但希望以不同成本结构服务于全球市场的企业而言，第二条路径——以新加坡为基地（注册成立或拥有营业场所），服务全球客户——应运而生。

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SMA）堵塞了旧有的监管套利漏洞后，这一情景迫使董事会必须直面一个尖锐的权衡：

获取MAS牌照的国际声誉，是否值得承受应对全球上百个司法管辖区迥异法规的合规重负？当美国 SEC 或欧盟 ESMA 的监管要求与 MAS 发生冲突时，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新加坡的牌照在多大程度上能（或不能）成为我们应对海外执法行动的‘盾牌’？”

从2025年6月30号生效的「MAS — Guidelines on Licensing for Digital Token Service Providers」、5月份的「Response to Feedback」以及六月份的「Clarificatory Statement」综合来看，从逻辑上我们可以得到：MAS要求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提供服务的“所有”国外司法管辖区获得了监管许可或接受监管，并遵守 FATF 等国际标准，这意味着企业的合规标准必须遵循“木桶效应”中的最短板，即必须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致性的高合规标准体系。

更重要的是，MAS牌照绝非抵御美国SEC等强大外国监管机构长臂管辖的“盾牌”，且MAS自身已明确表示，由于难以有效监督，仅会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发放此类纯跨境业务的DTSP牌照。因此，尽管这条路径能带来卓越的国际声誉和法律稳定性，但其极高的发牌门槛和全球合规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只适用于具有全球宏图的机构级基础设施提供商或 B2B 服务商。这些公司资源充沛，能够承受全球多司法管辖区的合规负担，并且已经将合规能力视为其核心竞争力的延伸。

情景三：项目在海外，服务新加坡客户

第三条路径试图完全绕开这个牌照迷宫，即项目在海外，远程服务新加坡客户。这条高风险路径的核心诱惑在于其极低的合规固定成本和高度的运营灵活性。然而，其致命的风险就在于“主动招揽”这一条严苛的规则

领导层面临的困境是：

我们能否建立一套严密、可审计、且能呈上法庭的证据链，来证明每一次客户接触都源自“反向招揽”？以及，当公司因第三方推广人员的“猪队友”行为而被MAS列入“投资者警示名单”（IAL）时，我们的危机预案是什么？

一旦被 MAS 列入投资者警示名单（IAL），虽然可能没有刑事定罪，但随之带来的对国际声誉的影响，将瞬间蒸发企业的融资能力与合作机会。这决定了此路径只适用于那些无需大规模营销、用户群体高度专业化（AI/II）、且对新加坡本地收入依赖极低的去中心化协议（DeFi protocols）或基础设施提供商。任何依赖零售流量或主动营销的实体，应立即放弃此路径。

情景四：完全离岸

最后，第四条，也是最复杂的路径，是利用新加坡作为法律或融资主体的完全离岸架构。该模式通过在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HoldCo），同时将所有实际的数字代币服务运营和客户服务功能，置于海外子公司（OpCo），试图将战略价值与运营风险相隔离。

因此同样需要询问：

为了享受新加坡的税务优惠和融资便利，HoldCo需要在本地配置哪些资源（董事、办公室、银行账户）才能同时满足税务和法律要求？相比 BVI 或开曼群岛，新加坡控股公司在声誉、融资和法律保护方面，能提供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事实上，这样做为满足税务局（IRAS）要求，以享受外国源所得豁免，新加坡实体必须证明其在新加坡开展了实质性的业务活动（Substantive Business Activities）。这要求配置具备专业知识的关键员工（例如，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或法务主管），并产生实际支出。一名或多名常驻新加坡的董事、本地银行账户；以及真实用途的办公室（而非虚拟地址）则是必不可少的了。

此路径的最大价值在于新加坡作为AAA级经济体所提供的无可替代的声誉、法律保护（SICC/SIAC）和融资优势。新加坡的广泛 DTA 网络、高效的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远超 BVI 或开曼群岛等传统离岸地，在诉讼争议发生时，也能得到全面并精准的救济。

然而，其最致命的陷阱是错误地认为该架构是一个万能盾牌。如果新加坡HoldCo的高管被证实实际指挥了海外OpCo的不合规活动，强大的外国监管机构仍可能“刺穿公司面纱”进行追责。因此，这条路径是为那些核心业务已在别处成熟运营、希望利用新加坡作为区域或全球财务、法律和战略管理总部的大型科技集团或Web3基金所设计的。

对于任何意图进入新加坡市场的全球决策者而言，都必须进行一次冷静、甚至堪称无情的成本演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已经明确，这里的入场券是昂贵的，且其代价远非纯粹的财务支出，这将会把一场原本直接的市场准入，变成对企业资本实力、风控文化与战略耐心的全面压力测试。

首先，是那道以百万美元计的财务门槛。申请并维持一张主要支付机构（MPI）牌照的征途，始于一笔重大的初始资本承诺。除了25万新元的最低监管资本金和高达20万新元的安全保证金这两笔必须锁定的硬性资本外，真正的巨额开销在于专业服务投入。聘请顶级律所与顾问以确保申请材料质量的费用，通常在30万至70万新元之间——任何试图在此处节省开支的行为，都将被证明是致命的战略失误。而在获得原则性批准后，企业还必须支付10万至25万新元，用于MAS强制要求的、由独立第三方执行的技术审计与渗透测试。

然而，这笔高达百万新元的启动成本，仅仅是进入赛场的“入场券”。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于维持牌照所需的高昂年度运营成本，这是一家合规实体永不停止的“财务新陈代谢”。您必须聘请一位常驻新加坡、拥有十年以上传统金融背景的资深首席合规官（CCO），其年度薪酬包将在35万至60万新元以上。同时，每年10万至30万新元的机构级AML/KYT软件订阅费，以及15万至30万新元的年度独立审计与持续法务费，是不可压缩的硬性支出。

将这一切加总，一幅清晰的财务图景便浮现出来：在不计入办公室租金和核心技术团队薪酬等大额开销的情况下，获得并维持一张MPI牌照前三年的最低总拥有成本，将轻松接近300万新元（约合220万美元）。

尽管财务门槛已然高企，但对于许多资本雄厚的申请者而言，真正的“资格赛”，是在那些无法用金钱量化的“软性门槛”上。这道门槛由MAS的监管文化和人员资质偏好所构成，它决定了监管机构是否会真正“信任”你。

首先，MAS对“本地实质性”的执着，其深层逻辑是构建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即“人质”原则。MAS强制要求首席合规官和至少一名执行董事必须常驻新加坡，其本质是在监管意义上，确保在出现重大事件时，有一个明确的、可触及的、承担个人法律责任的主体。这使得MAS能够立即找到负责人并追究其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新加坡的金融声誉。

从监管哲学出发，MAS旨在将新加坡转变为一个高信誉、低风险的机构资产堡垒。因此，MAS在审查申请人的董事、高管和合规团队时，会不可避免地展现出对“机构基因”的强烈偏好。这并非歧视，而是因为一位来自摩根大通的资深合规官，与监管者共享一套关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监管沟通的“通用语言”和文化范式。MAS通过对“适当和合适性”（Fit and Proper）标准的严格审查，以及其不到10%的牌照获批率，清晰地筛选出那些真正理解并尊重金融监管严肃性的“严肃玩家”。MAS的牌照审批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从Reed Smith、Gibson Dunn、Two Birds 等法律事务所的政策/分析文件可得知，MAS 至今对于“放证非常谨慎”。

最后，则是与MAS的沟通文化。与硅谷“先斩后奏，请求原谅”的文化截然相反，与MAS打交道的生存法则是“提前沟通，杜绝意外”。任何试图模糊、隐瞒信息的行为都将被视为重大缺陷，任何挑战监管底线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信任的永久性丧失和牌照的吊销。

因此，最终的战略考量必须超越财务报表。董事会必须清醒地评估：我们的文化和预算，是仅仅“被动地”符合MAS的要求，还是具备“主动地”超越MAS预期的“机构DNA”和资源承诺。这才是决定您的业务能否在新加坡这个全球机构金融堡垒中立足和扩张的核心问题。

这是非常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形，甚至是随Crypto的兴起，慢慢让各个国家的TradeFi机构学习的一件事情，但这个情形早就化成了要求，锁定在新加坡中：技术风险就是金融风险，代码缺陷就是合规缺陷，系统脆弱性就是牌照脆弱性。

翻开《Technology Risk Management Guidelines》（简称 TRM Guidelines）的开篇论述，我们会赫然看到 TRM 在说明技术地位时写道：

“IT is no longer a support function within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 but a key enabler for business strategies…”

“信息技术（IT）已不再是金融机构（FI）的后台支持职能，而是业务战略的关键推动力。”

因此，一家金融机构的技术稳健性，与其资本充足率和反洗钱（AML）政策具有同等重要性。

对于任何希望在此运营的持牌机构而言，其首席技术官与首席信息安全官，已然站在了合规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MAS的这种监管理念，通过其发布的例如《技术风险管理通知》（MAS FSM N30/N21）、修订后的《技术风险管理指南》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网络卫生通告》（Cyber Hygiene Notice）等文件，被转化为一套行业最佳实践标准，用以指导金融机构如何执行和满足上述强制性通告中的合规义务。

必须明确的是，尽管名为“指南”，但在MAS的现场审计、风险评估以及牌照审批流程中，TRM指南被用作事实上的强制性标准。任何对这些标准的偏离，都将直接导致企业在综合风险评估框架（CRAFT）中被评为更高风险级别，甚至危及其牌照的存续。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SMA），因技术失误引发的合规违规，最高可处以100万新元的罚款。MAS已对科技相关不当行为实施了数百万新元的处罚。

2021–2023 年期间，DBS 多次发生大规模线上银行与 ATM 服务中断事件。MAS 在调查与评估后，对 DBS 采取了严厉监管措施：包括要求该行计提额外监管资本（报道中披露的一个量级为 约 S$930 million 的监管资本要求/加码），并对其在一段时期内实施限制性监管措施（例如暂缓非必要的 IT 变更、并限定并购活动、对高管问责与薪酬调整等）。这些措施虽非直接以“罚款”形式出现，但实质上是针对其技术治理与运维弹性的重大监管惩处，体现出 MAS 将技术稳健性视为能触发重大监管后果的关键治理维度。

2025 年，MAS 在针对 2023 年发生的一宗大型洗钱案的后续监管检查中，认定多家金融机构在客户尽职、资金来源追踪与可疑交易监控（包括相关自动化/技术监控系统）上存在重大缺失，最终对 九家金融机构合计处以 S$27.45 million 的组成罚款（composition penalties）。MAS 指出，这些处罚反映出部分机构的监控系统与合规控制未能有效识别和阻断可疑资金流，属于可归于“技术与合规治理缺陷”导致的监管失职范畴。

这种哲学转化为了一套具体的、可被审计的工程纪律，体现在对技术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毫不妥协的要求上。在系统韧性与可用性方面，MAS的要求是绝对的：持牌机构必须识别其关键系统，并确保其最大恢复时间目标（RTO）不超过4小时，同时灾难恢复计划（DRP）必须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实战演练。

因此，在新加坡的监管语境下，技术领袖在董事会层面需要回答的问题，早已不是“我们的系统正常运行时间是多少？”，而是那个更具根本性的生存拷问：

“当我们的主数据中心被物理摧毁时，我们是否演练过，并能向MAS证明，我们可以在4小时内，在另一个国家恢复所有核心服务的完整运行？”

这种对韧性的要求，匹配的是对安全运营与事件响应同样毫不妥协的立场。MAS强制金融机构具备健壮的网络安全运营能力，包括开展年度网络安全演习以对网络防御进行压力测试。

而其对速度的要求是绝对的：一旦发现相关事件，必须在不超过一小时内通知MAS。因此，应急预案的最终检验标准变成了一个严酷的时间挑战：

“当发生A级安全事件后，我们的流程是否能确保在监管规定的1小时内向MAS完成初步报告？”

事发后14天内必须提交根本原因分析报告，应包含事件摘要、根本原因分析及其影响。同时事故管理流程中应当包括记录、分析、修复和监控事件。

MAS的监管目光穿透了外部威胁，直达企业内部治理的核心——访问控制与问责制。其指令是，必须对拥有提升系统访问权限的特权用户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控，《网络卫生通告》更是强制要求实施多因素认证（MFA）。这意味着，技术团队必须能够随时向审计员提供绝对的证据，回答这个关于内部控制的终极问题：

“我们能否提供一份不可篡改的、精确到秒的审计日志，记录过去数年里，每一位特权用户在生产系统上执行的每一次操作？”

最后，这条问责链将延伸至企业自身的边界之外，覆盖其整个技术供应链。MAS明确指出，供应商是企业风险版图的延伸，金融机构必须对评估服务提供商的安全实践和控制流程，并在合同中明确写入审计权和检查权，允许金融机构及其监管机构（MAS）对外包服务商及其分包商进行审计。这使得领导层必须直面一个关于延伸责任的严肃问题：

“我们是否对包括AWS、Chainalysis以及所有关键API供应商在内的每一个第三方服务，都进行了独立的、穿透式的安全尽职调查？我们的合同是否赋予我们在必要时审计这些供应商的权利？”

综上所述，在新加坡的语境下，合规是一种工程纪律，而不是法律文书工作。技术稳健性是牌照的基石，合规性必须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通过“设计安全”的原则被构建到系统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架构决策中，而不是在产品上线后由法务团队来“补救”。对于意图在此长期发展的企业而言，其技术架构、运维流程和产品开发生命周期，从第一天起就必须具备“审计就绪”（Audit-Ready）的基因。MAS只信任具备这种机构级工程纪律的玩家。

至此，我们的报告已从宏观战略深入至实战手册，全面解构了新加坡从“加密天堂”到“机构资产堡垒”的战略转型，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看到，新加坡的现状并非由单一维度的优势构成，而是源于其在多个维度上，同时驾驭两种看似矛盾力量——即“二元性”（Duality）——的能力。

“确定性”（Certainty）是这个时代金子一样稀缺的东西。新加坡一切的根源，在于其精心设计、相互依存、且高效运转的一部强大的“确定性制造引擎”。

这部引擎的第一个核心支柱，也是其精密的“操作系统”，便是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所提供的监管确定性。MAS通过清晰、积极主动的监管，并辅以公开咨询和前瞻性指引的“成文法”治理模式，为资本进行长期、大规模投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可预测性。这与某些依赖判例、事后执法或因政治周期引发监管“突变”的司法管辖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加坡的模式奖励可信度与透明度，能够吸引那些无法承受他处监管突变风险的全球资本。

然而，一套清晰的规则若缺乏无可辩驳的执行机制，便形同虚设。这便引出了新加坡“确定性引擎”的第二个核心支柱，即其作为可靠“硬件架构”的健全法律体系。新加坡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下运作，为复杂的商业合同和财产权利提供了数百年验证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其国际仲裁中心（SIAC）和国际商业法庭（SICC）扮演了“最终法院”的角色。SICC作为全球使用率最多的国际商业法庭，其判决因拥有来自全球主要法系的多元化国际法官团队，而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和执行。这种法律的坚实基础和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保证：他们的权利和合同将得到保护。

而为这套精密的“规则与执行”系统提供动力与信任背书的，正是新加坡模式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支柱：其作为“能源供应”的无可撼动的AAA级国家信用。这一主权评级在此处的意义远超金融指标，它代表着强大的经济基础、健全的监管框架，以及至关重要的政府稳定和法治。这种政治的长期稳定和政府的卓越执政能力，是资本敢于将资产长期存放于此的“信任抵押品”，尤其对于寻求世代传承的家族办公室而言，这里是保存财富的理想之地。

正是这三大支柱——MAS监管的可预测性、健全法律体系的可靠性以及AAA级主权信用的绝对性——的无缝结合，才共同铸就了新加坡这部强大的“确定性制造引擎”。它对全球顶级资本的终极承诺是：您的规则是清晰的，您的权利是可执行的，而整个系统是不可被政治或金融风险所颠覆的。这种系统性确定性，使其成为全球动荡资本海洋中的堡垒，同时也构成了其所有软实力得以展开的绝对前提。

如果说新加坡的“硬实力”是其精心设计的法律与监管操作系统，那么真正使其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则是我们开篇就谈及的最为人瞩目的核心“应用程序”——一个无形的、多层次的“软实力”生态系统。

新加坡地处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其双语环境、文化包容性与亲商透明度，共同构成了一个连接全球透明、开放且摩擦系数最低的“通用协议层”。这种超凡的全球运营能力，在每年一度的TOKEN2049盛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场汇集了超过两万五千名行业决策者的盛会，已不仅是一场会议，更是新加坡软实力的年度成果展示会，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作为世界级枢纽的卓越执行力。TOKEN2049现象既是新加坡成功营造有利的 Web3 增长生态系统的结果，同时也成为了加速其成果落地的催化剂 。此活动通过提供一个全球专家齐聚分享、建立合作关系的舞台，巩固了新加坡作为亚洲Web3风向标的地位。

这种基础引力，在吸引了近千家区块链公司和顶级风险投资机构之后，迅速催生出不可逆转的网络效应。一个一个健康的区块链生态系统由此形成，Crunchbase 列出了近 1,000家区块链公司在新加坡。这种生态集聚由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强大合作所强化的，并得到了顶级 VC 和加速器的支持。

这种生态自身透露出一种强大的“错失恐惧”（FOMO）影响至今，对于任何有全球雄心的项目而言，“在新加坡”正从一个可选项，演变为一个战略必然。正如业内先行者所指出的，其核心技术与工程职能之所以锚定在新加坡，正是基于该国强大治理能力的战略决策。在此阶段，对于严肃的参与者而言，“不在新加坡”的战略成本——即失去全球资本、人才和流动性的风险——已然开始高于“在新加坡”高昂的运营与合规成本。

但这个生态系统最终的引力，是为金字塔尖的资本所预留的。新加坡通过提供政治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例如13O和13U计划）以及世界级的金融服务和生活品质，精准地吸引了全球的家族办公室和高净值个人。这些资本的最终持有者和产业的最终决策者，将新加坡视为管理和保存代际财富的理想之地，其结果是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规模在2023年底已攀升至5.41万亿新元。

然而，新加坡软实力的最高体现，是其拥有主动“筛选”和“塑造”其人才生态系统的能力。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人才大迁徙”的两个浪潮：在监管框架尚未完全明确、门槛较低的早期阶段，大量加密原生团队把新加坡当作快速落地、招募人才与进行产品试验的跳板。这类“建设者”以链底层、钱包、去中心化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为主——例如像 Zilliqa、Kyber 这样的早期新加坡/在新加坡有重要团队的区块链项目，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注重技术开发、社区成长和开源贡献，把时间花在产品—市场匹配上，而不是以合规为先；新加坡当时的开放环境、友好的创业生态与活跃的行业活动帮助他们快速聚拢资源并奠定了本地生态的技术根基。

随着监管框架逐步成形并收紧，合规、治理与风险管理成为进入新加坡市场的“门票”。于是出现了第二类人才迁徙：来自传统金融机构、合规与风控背景的高阶人才（合规长、首席风控官、合规工程师、托管/机构销售负责人）以及那些把“合规能力”当作核心竞争力的加密企业陆续进入或补强其新加坡团队。典型例子是以机构服务为主的交易平台与托管体系，以及像 DBS Digital Exchange 这类由传统银行推动、面向机构与合规优先业务的项目——它们吸引的正是能把“技术稳健性+公司治理+监管沟通”做得体面的那类治理者。总体来看，这一波既是对早期“投机/套利型”参与者的过滤，也是把新加坡生态向“机构化、可持续”方向拉拢的磁石。

正是新加坡的“硬实力”，创造了一个全球唯一的、能让他们在严格监管下驾驭复杂金融产品的核心技能变得最有价值的市场。政府则通过Tech.Pass、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GIP）和顶级专才准使（ONE Pass）等精准的政策工具，不断加速这一“精英替换”的过程。

因此，通过回答“谁在离开，谁在到来？”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生态的变迁：在MAS严格的监管框架下，那些无法适应高门槛的项目正在被“挤出”；同时，那些寻求长期合规、拥有机构DNA和雄厚资本的顶级人才，正在被这个“全球磁场”强力吸引和锚定。新加坡的生态系统，由此完成了从“量”到“质”的决定性跨越，从而彻底巩固了其作为全球“机构资产堡垒”的战略地位。

支撑“新加坡模式”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固然强大，但其成果的基础何尝不会埋下隐患？

新加坡正在以高昂的合规成本和对早期创新的潜在抑制为代价，主动驱赶了大量寻求监管套利的“加密原生”机构，并吸引了具备传统金融“机构基因”的精英人才和资本。

这种“精英主义”模式使其生态系统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生物多样性。当大量的开发者与中小型初创企业被驱赶至香港、迪拜等成本更低、监管框架更开放的竞争对手处，一个致命的内生性脆弱点便出现，如果支撑新加坡模式的“机构DeFi”或“许可型DeFi”（例如 Project Guardian）的上层建筑在外部冲击下失败，那么，底层的加密原生创新生态早已被清理干净，无法提供足够的韧性与替代性。

MAS 正在建造一座宏伟的机构高地，但其基座却被主动削弱。

第一个外部冲击近期就可能源于一场全球监管冲突。假设美国或欧盟在一个关键的RWA领域（例如代币化基金或代币化贸易融资），为了抢占市场，采取了与MAS 截然不同的监管标准，并利用其对美元和欧元结算体系的主导性影响力（例如代币化基金或代币化贸易融资），对全球所有遵循“非美/非欧”标准的参与者进行事实上的制裁。其直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新加坡持牌机构的跨境RWA产品将立即瘫痪，而他们将陷入无法同时满足两边合规要求的运营困境。

但更深层的、系统性的腐蚀，将直接攻击新加坡“确定性引擎”的核心价值。如果“MAS合规”无法获得全球最大流动性池的认可，那么这种合规就瞬间失去了其全球通行证的效力，新加坡将从一个连接全球的“枢纽”，迅速退化为一个内部循环、与世隔绝的“镀金的笼子”。届时，那些以全球流动性为生命线的机构资本，会立即意识到MAS提供的全球可互操作被取消，而随之承诺的“确定性”是何等脆弱，从而引发恐慌性外逃。这种系统性的信任危机将削弱 AAA 级国家信用带来的光环，因为连通性已比主权背书更具紧迫性。

在特朗普政治横冲直撞的今天，只有老天才知道特朗普在想些什么，MAS 大概率不是老天。

然而，即便新加坡能够奇迹般地在复杂的全球监管政治中幸存，一个更致命的、源于其内部的“信任危机”同样蓄势待发。

假设一个类似Project Guardian的标志性试点项目，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智能合约漏洞或私钥管理失误，发生了数亿美元级别的资产损失。MAS严苛的一小时事件上报机制将使灾难迅速公之于众，并立即触发对涉事机构及其本地高管的严厉问责。

但真正的崩溃将以一种“叙事传染病”的形式爆发。这一标志性失败将被全球的“公链原教旨主义者”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用来攻击“机构DeFi”整个概念的虚伪和脆弱。他们会论证：即使在 MAS 的“围墙花园”里，金融机构仍然无法解决最基本的技术风险。如果连受顶级机构和世界级监管保护的项目都能失败，那么整个“机构DeFi”的风险溢价将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其结果是，新加坡苦心经营的“安全、可靠、机构级”的全球叙事将一夜崩塌，其在RWA领域建立的所有先发优势和行业标准，都将因信任的荡然无存而变得毫无意义。

在Paypal这样的全球性机构都能犯下如此严重错误的今天，MAS 凭什么能幸免于难呢？

最后，是对新加坡模式的终极压力测试——地缘政治风险。如果有那么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迫使新加坡在其长期奉行的“中立”立场上做出艰难选择，其作为全球资本“避风港”的信任基础将瞬间动摇，引发那些为规避地缘政治风险而来的高净值人士与国际基金的直接外流。这才是对其AAA国家信用这一“硬实力”支柱的最终考验。

在地缘政治中，大国与小国的差距有云泥之别。在国家安全受到挑战的极限压力下，MAS所有精妙的金融监管优势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因为资本唯一关心的，是资金能否自由流动和人身能否安全。在这个极限压力点，MAS的应急预案必须超越常规的流动性管理，直接进入国家安全层级的干预。为了阻止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它可能被迫采取紧急资本管制——这将直接违背其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身份，但可能是阻止系统性崩溃的唯一手段。

或者说，MAS 可能会激活与全球主要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预先安排的无限流动性互换额度，以向全球市场展示其拥有应对任何规模的流动性紧缩的能力，从而在信任崩溃时提供绝对的金融背书。

而对像 SGX（新加坡交易所）或 Partior 这样的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进行保护性国有化或政府托管，以确保在集团层面动荡时，核心的结算和交易功能不会被外部势力利用或被关闭。

如果MAS被迫动用资本管制，则证明其“确定性引擎”是条件性的，而非绝对的。这场危机将最终确认，地缘政治风险能够瞬间压倒所有技术和监管优势。新加坡模式的最终韧性，取决于其在最坏情况下，牺牲核心经济自由以维持国家生存的决心。

因此，我们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解释新加坡数字资产生态复杂现象的元叙事。即新加坡经过了一场深思熟虑、高风险、高回报的战略取舍，正主动放弃成为门槛较低的“零售加密货币交易中心”，转而精准捕获“机构级数字资产创新与治理中心”这一稀缺地位。

这场转型的背后，是一场清醒的代价分析。新加坡甘愿放弃“加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的美誉，是为了捕获一个更为稀缺的长期奖品——全球机构资本的终极信任。在FTX崩溃的余波中，新加坡通过迅速推出客户资产法定信托隔离等一系列“补丁”政策，构筑了坚固的金融稳定性护城河；通过其值得信赖的财富管理中心地位，吸引着全球的家族办公室；更通过“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将战略重心全面转向RWA代币化，旨在抢占下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权。

这一战略取舍最终定义了新加坡在数字资产领域的“成熟标志”。它已完成了从一个追逐所有机会的“风险投资家”，蜕变为一个只投资于最高质量、最具确定性未来的“主权财富基金”。它不再试图成为一个充满暴富故事、波动性极高的“拉斯维加斯”，而是坚定地选择成为数字资产世界中，那个最具确定性、安全性和治理水准的“瑞士”。

而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战略抉择，才催生了当今新加坡数字资产生态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常被误解的现象。其“严管”与“开放”并存的双面性。一方面，是对于希望在本地运营的项目方而言，长达数月、极其严苛的牌照审批“压力测试”，及其对“机构基因”的明显偏好。另一方面，却是TOKEN2049等盛会所展现的、作为全球Web3“非正式首都”的极度开放与活力。

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面性”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相互依赖的统一体。正是因为“严管”充当了坚固的“高压锅”外壳——通过严格的AML/CFT法规和高标准的准入门槛，才确保了在锅内进行的“开放”和“创新”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反过来，这种由监管确定性所创造的“安全区”，又极大地激发了“安全区”内部高门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创新活力。

这便是新加坡独一无二的“高压锅”式创新生态。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它成功地将金融世界最看重的“确定性”，与科技世界最看重的“可能性”，完美地结合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之内。对于寻求长期、稳定、合规发展路径的全球机构而言，这种“严管下的开放”正是新加坡无可复制的独特护城河。

归根结底，这两个核心论点——战略取舍与双面性——共同揭示了“新加坡模式”的全部秘密。正是那场“成为瑞士，而非拉斯维加斯”的战略抉择，才为构建那个独特的“高压锅”式创新生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决心。这并非矛盾，而是一个伟大战略的一体两面。

我们历经七个章节的分析，尝试构建了新加坡数字资产领域复杂的全景图。分析至此告一段落，现在，我们尝试提供一个决定性的战略判断，将所有论述熔炼为这场关于国家战略焦点的伟大转移，一个历史性的定义。

新加坡的数字资产发展史，并非偶然的政策修正，而是一场由国家顶层战略驱动的、精准的两阶段进化。其核心战略转型——从早期的机会主义包容转向当前的精英主义引领——是一场关于“生存与引领”的深刻回答，它决定了新加坡在新金融时代的角色：从积极的参与者，蜕变为冷静的行业建筑师。

其早期（2017-2022）的“机会主义”特质，本质上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态引力”捕获策略。在数字资产行业发展的混沌初期，监管者深知过早的、过于细致的规则可能扼杀前沿创新。因此，通过最小化监管摩擦，新加坡成功地激活了强大的生态引力，主动承担了因零售投机和低质量项目涌入而产生的混乱和声誉风险。这种风险的承担是值得的：它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最关键的原始积累，不仅捕获了一个新兴行业的几乎所有可能性，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初始资本与国际人才，赢得了无可替代的先发网络效应。

然而，当全球风险暴露、行业进入“去伪存真”的阶段时，新加坡果断地发动了其第二阶段，也是更具决定性的战略——一场彻底的“生态提纯”和“价值链攀升”。当前（2023年后FTX时代至今）的“精英主义”特征，其表象是高门槛、高成本、手术刀式的精准监管。MAS通过一系列消费者保护与金融稳定的“补丁”政策——例如要求客户资产通过法定信托隔离保管，并禁止向零售投资者提供信贷和质押服务——将低质量、高投机性的业务隔离在外。

同时，它将国家级注意力投向了最高质量、最具确定性的未来：机构级数字资产和RWA的代币化，通过“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与全球金融巨头共同制定新标准。这并非简单的“排外”或“保守”，而是一种战略性地利用其高标准监管体系所带来的确定性与信任溢价，将早期捕获的庞杂“可能性”，主动筛选、提炼并重塑为一条通往其唯一战略目标的路径：成为全球机构级数字资产的合法性中心、标准制定中心和信任仲裁中心。

这是一场从一个成功的“阶段一战略”（机会主义）走向一个更高维度的的“阶段二战略”（精英主义）的转移。阶段一的成功在于其“不错过任何事”，通过战略模糊捕获了行业的原始动能。阶段二则在于其“只做最重要的事”，即利用其积累的势能，专注于构建下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的治理和信任层。

这一转变，标志着新加坡彻底完成了其角色进化：从一个积极的行业参与者，蜕变为一个冷静的、掌握着最终权力的行业建筑师。其最终的竞争力，将体现在其不仅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资本和人才，更能制定规则、仲裁信任，并为新金融时代的全球标准提供稳定且合规的蓝图。新加坡不再是追逐潮流的“风险投资家”，而是只投资于高质量未来的“主权财富基金”。

在后FTX时代完成“奠基”——即通过严苛的牌照制度和对零售投机的限制，完成了生态的风险提纯与战略聚焦之后，新加坡即将启动的“第二建设阶段”，将是一场构建宏大、不可动摇的“金融超级建筑”的宏伟工程。这第二阶段将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它们是当前战略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落下的棋子。

第一大工程，是为这座“机构堡垒”构建内部操作系统——一个受监管的DeFi框架。新加坡的未来不在于去中心化金融的可能性，而在于其合规的确定性。“守护者计划”的实验正在制度化为一种“许可型DeFi”模式，旨在保留DeFi的自动化与效率优势，同时根除其核心的匿名性与不可控性。为此，自动化做市商（AMM）的流动性池将被改造为由“信任锚”（即受监管金融机构）守护的机构专属池，只有持牌或合格的流动性提供者才能参与，并且交易监控将被直接嵌入智能合约层面。更进一步，为解锁机构资金效率，该框架将寻求实现“信用穿透”，允许协议在超额抵押之外，通过与“数字护照”（即链上身份DID）的深度绑定，引入链下的信用评估数据。最后，为解决DAO治理的“无主”身份与MAS对问责制的根本要求之间的矛盾，任何在新加坡运作的受监管DeFi协议，其背后都可能被要求“封装”在一个可问责的法律实体（如可变动资本公司VCC）之内，使其董事会对合规与风险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

然而，一个强大的操作系统若无经认证的用户，便毫无意义。这就引出了第二大核心工程：为进入这座堡垒的每一个合格参与者，铸造一本“数字护照”——即链上身份（DID）与数据隐私的解决方案。这本“数字护照”将是解决“机构合规”与“DeFi效率/用户隐私”之间核心矛盾的战略钥匙。通过由“信任锚”认证后发行的“可验证凭证”，机构用户的合规状态、风险评级乃至合格投资者身份，将如同灵魂绑定的凭证一样，实现“一次KYC，全网通行”，从而极大地降低机构参与DeFi的摩擦成本。同时，通过应用零知识证明（ZKP）等隐私增强技术，用户将能够在不暴露具体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向智能合约证明其满足特定合规条件，完美平衡了监管的监控需求与机构的商业隐私需求。而新加坡成熟的国家数字身份系统，则为其DID体系提供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主权级”信任根基。

当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建成，其公民也获得了安全的数字身份之后，其最终的价值便在于它如何与世界相连。这便是新加坡蓝图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具雄心的一步：将这座堡垒，升级为一个全球网络协议——即监管的合作与互认。这是对前文所预演的“合规孤岛”风险的战略性回应。MAS的目标，是通过“全球第一层”（GL1）等倡议，将新加坡从一个孤立的合规中心，转变为一个全球合规网络的“核心路由”与“协议制定者”。

鉴于全球大型组织难以达成一致，新加坡将优先与英国、瑞士等拥有相似监管理念的关键金融中心，率先形成“最小可行性联盟”。其愿景，是实现“受监管代币化证券的白名单互认”，如果一个RWA在联盟内一国合法发行并符合共同标准，便可在另一国无缝交易。这将为全球RWA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整合，并通过这一“全球合规网络协议”，奠定其作为新金融时代唯一合法性中心的最高权威。

新加坡模式并非一套简单的加密货币监管法规集合，它是一份站在历史交汇处的治国方略备忘录，深刻地诠释了一个城邦国家如何在风险与机遇、控制与发展的“走钢丝”过程中，通过战略性的哲学选择，将颠覆性创新驯化为国家竞争力的引擎。其提供的复杂蓝图，超越了技术细节，触及了现代治理的核心挑战。

这份蓝图给出的第一条、也是最反直觉的启示是：在面对如数字资产这般颠覆性创新的初期，战略性的“慢”，是未来实现决定性“快”的唯一前提。回顾新加坡的政策演进，其早期的行动是审慎、严苛甚至缓慢的。这种看似效率低下的审慎，不是监管机构的迟钝，而是一种主动、高明的“信任资本积累”过程。通过要求持牌机构满足严苛的反洗钱和技术风险管理要求，并在后FTX时代迅速推出客户资产隔离等“补丁”政策，新加坡有效地将高风险的投机活动隔离在外，为后续在RWA等关键领域的高速、果断推进，赢得了宝贵的资产——全球保守机构资本的信任。任何试图在缺乏信任基础的情况下，过早拥抱混沌、追求短期繁荣的政策，都必然会在第一次危机来临时付出加倍的代价。

而正是这份通过“慢”所积累起来的、无可匹敌的信任资本，才赋予了新加坡的决策者们采取第二步，也是更考验政治决心的行动的底气：敢于清晰地界定“不做什么”的战略决心。新加坡坚决地采取了抑制零售投机（“建墙”）与大力扶持机构创新（“开门”）的二元策略。这堵“墙”并非创新的阻碍，而是保护墙内“花园”（机构级应用）茁壮成长的必要生态条件。它通过高门槛和强烈的机构偏好，向世界宣告，这是一个“严肃玩家”的专属场地。一个试图讨好所有人的监管框架，最终将无法保护任何人，也无法成就任何事。领导力的真正体现，在于敢于做出艰难的、清晰的战略取舍。

当坚固的墙垣已经建起，通往未来的大门也已明确敞开之后，新加坡模式的智慧才最终显现：它放弃了成为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转而选择成为一个生态系统的赋能者。面对技术变革速度远超立法速度的未知未来，高效的监管，不是自上而下的立法，而是自下而上的“联合探索”。Project Guardian 正是这种哲学的终极体现，MAS通过扮演“召集人”和“实验室主任”的角色，与行业最顶尖的参与者共同试错、共同学习、共同塑造规则。领导力不再仅仅体现在“制定规则”，更体现在“构建一个能让最优规则涌现出来的环境”。

然而，在赞扬这份蓝图的成功哲学时，必须要认清，“新加坡蓝图”之所以能够发生效力，离不开其独特的“初始条件”——一个拥有极高权威和执行力的高效精英政府，一个积累了数十年法治与信用根基的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以及一个能够迅速实现战略聚焦的城邦国家经济体。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简单地复制其具体的政策，而不具备其底层的“操作系统”，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因此，这份蓝图最有价值的，并非其具体的条款，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战略原则与哲学思考。即如何在国家级权威、深厚的信任资本和不懈的长期主义驱动下，实现“控制下的开放”，从而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规则制定者的最终高地。

作者：赵启睿  编审：赵一丹

关于【RWA研究院】

RWA研究院由多位资深金融家、Web3从业者、产业创新者及技术专家联合发起，于2024年6月25日在香港正式发布(全称：RWA Research Institute,简写：RWARI)。

作为国际上最早成立的专业RWA研究机构之一，RWA研究院专注于现实世界资产(Real World Assets,简称RWA)领域，致力于推动传统金融资产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研究院为投资者与企业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实物资产的数字化与代币化，搭建传统金融与数字资产之间的桥梁。

RWA研究院的核心使命是结合政策研究、标准制定与生态共建，助力企业实现资产数字化转型，为全球合规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战略协同。未来，研究院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联合国际机构举办全球产业峰会，探索多领域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2025年5月，RWA研究院联合中国搜索、中电数字场景科技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发起成立“中国RWA产业智库”,聚焦资产数字化领域的全球合规化发展。智库通过三大核心方向赋能实体经济：一是牵头编制《RWA项目评价标准》等国际协作规范；二是构建“资产上链一跨境流通一全球交易”数字化服务链，融合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三是以香港、深圳为枢纽搭建跨境合规通道，推动绿色金融与跨境投融资创新。同时，智库依托“双链融合架构”(国家级联盟链与跨链协议协同机制)强化技术自主性与数据安全，深化跨境协作与合规治理。